經歷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反不正當競爭法日前完成新一輪修訂，新法將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

于1993年公布施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曾于2017年進行了第一次修訂，于2019年進行過修正，本次修訂是過去八年內該法進行的第三次修改。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指出，這次修訂對于目前市場競爭領域的重點問題做出了回應，特別是新增第十四條規定“禁止平臺經營者強制平臺內經營者低于成本銷售”，以及新增第十五條規定“禁止大型企業等經營者濫用自身優勢地位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指向典型的“內卷式”競爭，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旭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次修訂的主旋律是反“內卷式”競爭，體現出明確的政策導向意義，為了更好貫徹落實法律條款，需要制定和修改有關配套制度，細化相關的認定標準和舉證規則。

新增重點條款，釋放什么信號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飛速發展，有電商平臺為吸引消費者，在“6·18”“雙11”“雙12”等促銷活動中瘋狂壓低價格，強制入駐平臺的商家以低于成本價銷售，也有網約車平臺通過“一口價”“特惠價”強制或變相強制網約車司機以低于或接近成本價接單，類似的惡性價格競爭層出不窮。

新反不正當競爭法針對上述現實問題，增加一條針對平臺經營者的新規，要求“平臺經營者不得強制或者變相強制平臺內經營者按照其定價規則，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為遏制“內卷式”競爭提供了制度工具。

華東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所所長鐘剛告訴第一財經，當前國家在治理平臺通過促銷管控要求供應商打折的行為上缺乏有力手段，上述新增條款將不合理限定商品價格的情形細化為“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并直接規制平臺經營者，可以說是瞄準了當前最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之一。

在劉旭看來，這條新規的引入帶來了一個積極的信號，“平臺或商家會開始有意識地傳遞‘虧本銷售不健康、有風險’的觀念，進而促進互相監督，有利于平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此外，這次修訂還有一個重要變化是賦予了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內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管理職責與權限。具體而言，新法在第二十一條規定：平臺經營者應當在平臺服務協議和交易規則中明確平臺內公平競爭規則，建立不正當競爭舉報投訴和糾紛處置機制，引導、規范平臺內經營者依法公平競爭；發現平臺內經營者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應當及時依法采取必要的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并按規定向平臺經營者住所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監督檢查部門報告。

劉旭表示，平臺為了自身更好的發展，有動力也有條件維護好內部生態，建立治理隊伍。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下，平臺應該承擔起引導、規范平臺內經營者依法公平競爭的責任。“至于各個平臺會如何制定規則，維護內部的公平競爭生態，尚不好判斷，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平臺會更注重平臺內的產品品控和消費者權益維護。”

鐘剛也表示，盡管在實踐中平臺經營者或許會對該項規定有不同的意見，但站在治理平臺內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角度考慮，這項“高屋建瓴”的規定很有意義，也具有比較強的實操性。

除了加大對平臺的規制力度，強化對平臺經營者的義務規定以外，新規還引入了一條禁止大型企業等經營者濫用自身優勢地位拖欠中小企業賬款的規定。在劉旭看來，這項規定對大型企業濫用優勢地位行為進行了規范，是本次修訂的亮點，相關的制度設計也在學術界引發了比較大的討論。

具體而言，新法在第十五條規定：“大型企業等經營者不得濫用自身資金、技術、交易渠道、行業影響力等方面的優勢地位，要求中小企業接受明顯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條件和違約責任等交易條件，拖欠中小企業的貨物、工程、服務等賬款。”

同時，新法還在第三十一條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第十五條規定濫用自身優勢地位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監督檢查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

劉旭告訴第一財經，這項新規聚焦目前許多中小企業被拖欠賬款的現實難題，如果能保障落實好該項規定，形式上將對中小企業生存能力進行下限保護，實質上還有助于銀行業化解短期的不良貸款風險，提升利潤水平。

不過，相比于2024年曾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下稱“修訂草案”），最終落定的新法對第十五條的內容做了一定的限縮處理，沒有規制強制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達成排他合作的行為，也沒有保留禁止濫用優勢地位的兜底條款。

此外，相比此前修訂草案的第三十條，新法在第三十一條中，將規制濫用自身優勢地位行為的主體，從“監督檢查部門”改為“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監督檢查部門”，提高了行政處罰機關的層級。

在關于修訂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中，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解釋了進行上述修改的理由：修訂草案第十五條對大型企業等經營者濫用自身優勢地位擾亂公平競爭秩序作了規定，有些常委會組成人員、部門、地方、企業和社會公眾提出，本條存在被濫用的風險，實踐中容易影響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建議適當限制其適用范圍，聚焦于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問題。

劉旭也告訴第一財經，新法進行上述修改的原因或許有兩方面：一是部分學者認為之前的規定與反壟斷法相關規定有交集，在執法時容易產生適用爭議；二是一些大型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多舉報與訴訟，進而影響正常經營活動，“最終的法律限縮了規制濫用自身優勢地位行為的范圍，立法相對比較謹慎”。

法律規定如何更好落實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新法引入的上述條款如果要得到比較好的貫徹落實，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認為有關部門還需要制定相關的配套制度，對于條款細則做出進一步解釋說明。

比如第十四條規定禁止平臺經營者強制平臺內經營者低于成本銷售，如何認定“低于成本”仍需要進一步說明。劉旭指出，不同行業、不同商品、不同的市場主體，在成本結構上千差萬別。經營者和執法者要如何舉證何為“低于成本”的價格，仍需細化計算方法、認定標準和舉證規則，否則該規定很可能僅具有警示意義，難以真正發揮治理效果。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第十五條的條款設計中：究竟如何認定“大型企業等經營者”與“中小企業”？又該如何舉證“明顯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條件和違約責任”？新法都沒有給出具體說明。

鐘剛指出，不同層級的執法隊伍可能會對如何認定“優勢地位”有著不同的理解，進而對實際的立法效果產生消極的影響。同時，一些企業也可能在理解法律條文上產生困惑。

他認為，下一步仍然需要通過實際的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工作與法院的司法審判，積累經驗，進一步細化一些概念的認定標準，幫助新法規定實際落地，進而更好地指導執法司法工作，以及企業的守法經營。

劉旭認為，對規則進行細化仍需要一定的時間，目前還很難判斷具體如何操作，在這個時間關口，行業協會應適時發揮一定的作用，“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可以通過本行業的行業協會，向省級政府的市場監管部門介紹自身的情況，如果能收獲相對合理的解決方案，對于整個行業來說都是有益的”。

劉旭還表示，應當對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工作進行全鏈條的信息公開，有關部門可以定期公布舉報受理及核查情況，及時公開立案信息，通報整改落實情況，發布處罰決定全文或者不予處罰的決定及理由。

他認為，如果執法不透明，缺乏外部有效監督，由各級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市場監管部門就容易出現選擇性執法、執法爛尾、應作為不作為甚至趨利執法的行為。尤其是新法將規制濫用自身優勢地位行為的行政處罰機關層級提高至“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監督檢查部門”，考慮到省級執法人員數量較少，可能會導致執法周期長、效率低、積極性差，甚至誘發地方保護。

此外，由于新法還引入了一項“約談制度”，在第十八條規定“經營者涉嫌違反本法規定的，監督檢查部門可以對其有關負責人進行約談，要求其說明情況、提出改進措施”，劉旭特別提到應當保障相關約談與整改措施的透明度，從而通過社會監督，一方面防止選擇性執法、地方保護，另一方面更有效地監督被約談的經營者及時整改落實，避免誘發陽奉陰違、紙面合規的現象，甚至誘發違法者通過行賄或者為執法人員營造“旋轉門”的工作機會，來逃避違法責任。

同時，他還呼吁證監會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公開自身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情況，促進企業對于自身合規狀況的重視。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反不正當競爭執法機關的公信力，預防違法行為，還有利于促進產業的穩健、可持續發展。

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完成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石宏曾接受媒體采訪指出，為貫徹實施好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要重點抓好三個方面重點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完善配套制度。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競爭領域的基礎性、專門性法律，本次修改增加了許多新制度、新規定，需要有關方面研究制定和修改有關配套制度，包括細化有關新增混淆行為、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規則，明確認定本法中“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所適用的標準，出臺關于約談的具體辦法等。

石宏還提到要準確適用和執行法律。經營者、行業組織、監管部門、司法機關等都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精神、原則和制度開展相關活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社會環境，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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