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1：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強調“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然而，2024年我國消費率僅56.6%，顯著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常態水平。您如何評估我國消費潛力？在外貿不確定性與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今年我國經濟實現預期目標的關鍵點在哪里？

盛松成：“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這意味著我國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具有里程碑意義。

（1）關于我國的消費潛力，我認為應該從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兩個角度來理解。

首先，消費始終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參考國際經驗，隨著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續提升，消費率也呈現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人均GDP約為1.3萬美元，與主要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差距，可以說追趕空間還是很大的。

其次，消費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收入分配。參考世界銀行的公開數據，2023年我國人均GDP大致相當于主要發達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根據我們測算，在這一收入區間附近時，發達國家的平均消費率已經達到了73%左右，遠遠高于我國目前的56%左右。這說明一些因素制約了我國消費潛力的釋放，比如收入分配體系還有待完善。

（2）消費在今年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

投資、消費、出口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外部環境看，當前經貿摩擦加劇，脫鉤風險等因素進一步提高了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從內部環境看，傳統投資的邊際效應轉弱，以科技為支撐的新投資尚在發展和形成過程中。同時，物價低迷也暴露出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消費不振。當前階段，擴內需將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有效手段，我認為提振消費更加有利于實現需求的穩定與經濟的增長。

我還想強調的是，消費和投資不是互相排斥的關系。動態地看，二者互相促進，尤其是消費能帶動生產、就業乃至投資。在資本積累的早期階段，經濟百廢待興，高儲蓄（投資）支撐了高增長。但投資的過度擴張必然導致邊際回報下降，這正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癥結。提振消費不僅是短期內調節總需求、拉動增長的手段。時代還賦予了消費更加重要的使命，即不斷迭代出新生的、豐富的、高層次的消費需求，進而引導出高質效的投資。應當認識到，只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

問題2：您的研究顯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與GDP之比（60.8%）顯著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70%~85%），且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居民部門再分配后收入占比持續低于初次分配。同時，我國中低收入群體因預防性儲蓄而呈現“消費抑制”傾向。如何化解“政策激勵”與“居民消費意愿疲軟”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盛松成：我國提振消費政策總體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消費保持了恢復態勢。1~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5.0%，5月當月同比增長6.4%。這與我國接續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發放消費券等舉措有很大關系。當然也要看到，消費持續回升的內生動力仍偏弱，一個突出表現是物價持續低位運行。從終端消費價格看，今年5月，CPI同比下降0.1%，環比下降0.2%，1~5月CPI累計同比下降0.1%。我認為，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是關鍵，而完善再分配可能是化解上述矛盾的重要舉措之一。

人們往往更關注“再分配”在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在經濟發展現階段，“再分配”還可以通過影響消費，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尤其是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并且居民部門收入份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與再分配的調節不適當有關——居民部門在轉移支付環節中支出大于收入。而我國民生領域支出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完善再分配，以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增長。

我曾多次呼吁適當調低中低收入群體的稅率，將年收入10萬~35萬元個稅稅率降低5個百分點（年收入10萬~20萬元、20萬~35萬元的部分分別按10%和20%的稅率累進征收，可分別下降至5%和15%），稅收每年減少將不超過1000億元，對國家財政的影響較小，卻能為中低收入人群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帶來的是穩定且持續的增量現金流，且有利于穩定預期。這與 “以舊換新”政策、發放消費券作用于中短期是不同的。

此外，我國居民部門儲蓄比例較高，如果能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可以在不影響居民部門當期現金流的情況下，提升個人養老金賬戶認繳規模，提高養老金的整體替代率。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有助于提高人們的消費傾向。可以考慮進一步加大個人養老金賬戶稅收優惠力度，提高人們使用個人養老金賬戶的積極性。同時，完善對養老金融產品管理人（投資人）的激勵機制，提升養老金產品業績的穩健性和收益率。還可以增加與個人養老金賬戶相關聯的服務，如根據個人養老金的繳存規模，匹配相應的照護、醫療健康等服務，鼓勵有關企業順應市場規律，增加服務供給和創新。

問題3：中國在旅行、醫療等領域存在巨額服務逆差，您的研究顯示中高收入群體海外高端服務需求仍然旺盛，但國內優質供給不足。同時，政策也提出“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開放試點”。參考過去中國制造業開放的成功經驗，2001~2019年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縮減80%，帶動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提升2.1%，您認為中國服務業開放是否會復制這個成功經驗，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盛松成：我認為，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鑒當年的經驗。二十多年前我國剛剛入世，制造業以中低端為主，一沒技術、二沒經驗，壟斷亂象普遍存在。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產效率偏低、關鍵技術薄弱、產業競爭力明顯不足。彼時鼓勵制造業開放，吸引外資進入。一方面，國內市場化程度顯著提升，通過激活競爭機制，資源配置效率明顯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外溢效應逐漸顯現，通過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國內生產效率和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高。

當前服務業也是如此。不管是教育還是醫療，與其讓有這部分需求的居民遠赴海外，不如鼓勵外資來國內試點辦高校、辦醫院。這樣不僅有助于激勵競爭、打破壟斷定價，也能借鑒成熟的商業模式，促進本土復制和推廣，還可以推動高端服務人才的培養、擴大國內就業。長遠來看，我國高端服務供給有望增加，消費潛力也將進一步釋放。

需要注意兩點。

一是如何增強優秀外企長期在華投資的意愿。例如優化營商環境、提供政策支持等是持續實施的措施。我認為還可以開拓“以資引資”的模式，通過股權合作、債權融資等方法與外企建立合作機制，增強利益共享。

二是如何引導本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引入外資的同時，也應關注本土中小企業的發展。政策上鼓勵資源整合、協同創新，引導它們積極融入新的市場競爭，主動提高服務供給質量。

問題4：如何理解消費在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要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應如何處理消費和投資的關系？

盛松成：消費是從需求端拉動經濟增長的。商品只有賣掉了，才會有新的生產和投資。在服務領域，消費更是直接和生產聯系在一起，在很多場景下，服務往往是不可儲存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同時發生的。所以，與其說“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語），還不如說“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而且消費需求對供給的促進更有效、更直接、更能反映社會生活和科技的進步。事實已經證明，很多創新是經由市場規模化應用才得以推廣和深化的。

今年穩增長政策更側重促消費，而提高投資效益根本上是為了增加優質供給，兩者是一致的。我國高技術投資增速遠高于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投資保持兩位數增長。我認為這也是目前經濟運行的一大亮點。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穩固，應盡快疏通政策落實的堵點，因地制宜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新優勢，增加新興產業基礎設施和傳統基建升級改造等領域的項目儲備。

問題5：當前，地方政府在激發消費活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今年二季度以來，多地擴內需促消費舉措進一步加碼，甚至有建議提出將消費指標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您認為在制度安排上，未來中國是否可能出臺一些超預期的政策，以進一步增強地方政府促消費的自主性和積極性？

盛松成：隨著消費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優化增值稅分配機制應當加快提上議程。2016年我國全面推開“營改增”后，中央與地方形成增值稅“五五分享”的格局，地方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同時，1994年分稅制改革確立的“屬地征收”原則也延續至今，這意味著我國增值稅歸屬地始終是機構所在地或注冊地，而不是消費地。舉例而言，如果北京的消費者購買了一輛上海生產的汽車，則增值稅最終將分配到上海財政，而非北京財政。屬地征收原則有助于調動地方政府扶持本土企業生產的積極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地方消費活動的關注和支持。

在優化增值稅分配方面，建議考慮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消費地補償機制，增強地方政府鼓勵消費的動機，更加積極地制定和落實促消費政策，直接拉動地方消費增長。同時，新增的稅收來源還可有效補充地方財政，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充裕的資金用于再分配，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進一步為地方消費注入活力。

鑒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推行消費地原則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承擔較大的稅收損失，因此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例如，為了持續鼓勵地方政府對關鍵行業的政策支持，可適當調高增值稅中歸屬地方的比例，緩解稅制改革帶來的沖擊。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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