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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社會正面臨一個關鍵時刻：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已不僅是一個環境議題，更是關乎經濟和發展的核心挑戰。生物多樣性支撐著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糧食安全、疾病防控和氣候穩定。然而，在不當的補貼、糟糕的政策和氣候變化的共同驅動下，生物多樣性正以驚人的速度持續惡化。

生物多樣性的緊迫性

例如，授粉者數量減少正威脅著全球糧食生產，畢竟約75%的農作物都依賴授粉。生物多樣性喪失會破壞土壤健康、降低水質，還會導致局部氣候不穩定，而這些恰恰是人類發展和經濟韌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此外，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干擾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傳播的風險。這些疾病的暴發往往與環境惡化、森林砍伐以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直接相關——而這些都導致生物多樣性銳減的嚴重后果。

與此同時，我們正面臨一個越發凸顯的悖論。減緩氣候變化對于地球上生命的存續至關重要，然而，若管理不慎，有時反而會加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比如，風電廠和太陽能園區等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快速擴張，如果忽視生物多樣性保護，就可能無意間破壞候鳥的遷徙通道，或是損害脆弱的沙漠和海洋生態系統。因此，協調氣候目標與生物多樣性目標，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勢在必行的舉措。

我們亟須開展一場全面的全球行動，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升到與脫碳工作同等緊迫、同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高度。這不僅要求各方在政策層面加強協調配合，還需要在金融領域進行創新，推動機構之間的合作，并同時引導私營部門參與其中。

全球認可與政策進展

生物多樣性在全球穩定中所發揮的作用正得到越來越多的政治認可。近年來，生物多樣性這一議題首次被納入G20公報，全球領導人開始意識到，經濟體系從根本上依賴于自然資本。像“自然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NFD）推出的監管舉措，旨在為企業和投資者搭建一個框架，助力他們評估并披露與自然相關的風險和依賴關系。這一舉措對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起到了補充作用，該框架設定了諸如到2030年保護地球30%區域等目標。

然而，盡管政策環境在不斷演變，但相關政策的執行工作依舊進展緩慢、缺乏系統性，且資金投入不足。政治意愿必須與實際行動和大規模的資金動員相匹配。

值得欣喜的是，諸多創新的金融工具正不斷涌現，同時，區域層面的引領性行動也在逐步展開。

世界銀行推出的野生動物保護債券——“犀牛債券”是首批將投資回報與可量化的保護成效直接掛鉤的金融工具之一。本案例中的保護成效具體就是南非黑犀牛的種群數量變化。該債券作為一筆規模達1.5億美元的影響力債券，彰顯了基于成效開展生態保護融資的潛力。

在拉丁美洲，巴西正牽頭推進建立“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FFF）的工作。該基金計劃籌集1250億美元資金，旨在為那些森林砍伐率維持在較低水平的雨林國家提供長期資金激勵。倘若這一基金能夠成功設立，它將把熱帶森林保護納入主權融資機制，從而重塑熱帶森林保護模式。它還可以成為應對其他緊迫自然相關挑戰的融資典范。

在生物多樣性相關討論中，中東地區往往鮮少被提及，但如今正慢慢成為值得關注的區域。沙特阿拉伯正開展沙漠生態系統修復工作，并向保護區重新引入7000多只動物，包括阿拉伯叉角羚、山羚和努比亞盤羊。該國的國家野生動物中心已成為這一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導力量。與此同時，阿聯酋也在大力保護關鍵的紅樹林和海洋生態系統，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其更廣泛的清潔能源與可持續發展議程。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阿聯酋女性如今擔任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主席，這體現出該地區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領導力的承諾。

這些行動與氣候外交推進緊密相關：埃及成功主辦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阿聯酋接棒主辦了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沙特也將承辦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六次締約方大會（UNCCD COP16），且一位埃及女性擔任該公約的執行秘書。當前，相關行動勢頭正盛，區域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協調合作正在加強。

中國在生物多樣性融資中的領導地位

作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中國也展現出越發堅定的承諾。2022年，中國銀行發行了全球首只生物多樣性主題綠色債券，募集18億元人民幣，用于支持有利于自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生態修復項目。此外，中國的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提出了“30×30”目標（即2030年陸地和水域保護面積達到30%），包括大規模的生態系統保護區域。

中國借助“螞蟻森林”等數字工具大規模推動公眾參與綠色行動并取得顯著成效——已支持種植4.75億棵樹，成為公私合作助力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又一范例。通過將保護行為游戲化，螞蟻森林等平臺正在催生一種基于科技與社區的新型公民氣候行動模式。

填補生物多樣性融資缺口

盡管各方的努力成效顯著，但言辭承諾與實際成果之間依舊懸殊。保爾森基金會《為自然融資（Financing Nature）》報告顯示，全球每年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存在約7000億美元的融資缺口。這一數字乍看驚人，然而卻低于全球每年碳酸飲料的消費總額。

為填補這一資金缺口，我們建議采取以下行動：

● 改革有害補貼：有害補貼改革是填補生物多樣性融資缺口的最大契機。每年約有5420億美元資金被用于農業、漁業和林業補貼，但部分補貼卻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損害。若能對這些資金，特別是那些對生物多樣性危害最大的補貼進行調整，將其用于激勵更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則不但將使大自然受益，還能緩解氣候變化并改善糧食安全狀況。

● 通過贈款、混合融資和主權擔保等方式，擴大公共和私營部門對生物多樣性的投資規模。

● 開發市場機制，如生物多樣性信用和綠色債券，將資本投入與保護成果掛鉤。

● 完善監管框架，要求披露自然相關風險，并激勵企業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風險規劃。

● 促進全球合作，匯聚各國在知識、技術和資本方面的力量，特別是為南方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的國家提供支持。

結語

生物多樣性喪失正演變成一場日益嚴峻的危機。這場危機絕非單一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也不受地理邊界的局限。它不僅給生物物種帶來沉重打擊，更對人類的經濟和醫療體系以及地球的生態韌性構成威脅。然而，風險之中也蘊含著機遇。自然融資能夠成為連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橋梁，催生一個以自然保護為繁榮驅動力的全新時代。

中國憑借創新工具、監管規劃以及公眾參與，能夠幫助明確“自然向好型”經濟的內涵與特征。通過各方攜手合作，公共部門與私營領域的參與者可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從以往的事后考量或次要考慮事項，轉變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支柱。

當我們重新暢想金融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讓我們懷揣著地球所急需的緊迫感付諸行動，清晰認識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絕非奢侈之舉，而是勢在必行。

（作者系保爾森基金會副主席兼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