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遠離康莊大道吧。”他對他的向導說，他的向導是個雕塑家，他的雕塑很少有機會展出……雕塑家的鄰居是一位陶瓷設計師，他發起了一項運動，他給城市劇院做了室內設計，他所在的城市，正在一點一滴地變成一個藝術博物館……陶瓷設計師的鄰居是一個作曲家，他在給自己的國家寫音樂……

“讓我們離開康莊大道吧”——帶著筆的旅行者會重復這句話，在心里一刻不停地念這句話。就像聾人往往也會是啞巴，帶著筆的旅行者通常也帶著書，行囊里的書，頭腦中的書。這是一種民族志的態度：在一個城市，進入狹小的道路，下沉到居民的生活，日常的生活。詞語總歸是貧乏的，我們不得不用讓人泄氣的“日常”一詞，來概括那些閃閃發光、瞬息萬變、因人而異的景象。

跟著卡普希欽斯基，去看到一個地方的人的日常——就比如埃里溫（亞美尼亞首都）人的日常，就比如一個雕塑家、一個陶瓷設計師、一個作曲家的日常。那是他諸次訪蘇中的一次，時間是1967年。這次訪問，他在書寫時告訴讀者，只有區區幾天。那不要緊，他會回來重訪，正如他會重訪莫斯科，重訪第比利斯，重訪西伯利亞，并且在寫《十一個時區之旅》這本書時，一次次重訪他的記憶，重訪記憶里他讀過的書、聽過的話、觀察過的人。

他是個一刻不停的記者，他的文字擁有一種可信度，而在可信度之上，更有一種通過刻苦磨煉而形成的平衡感。在書的開始階段，他就說自己是馬林諾夫斯基的追隨者。馬林諾夫斯基則是民族志田野寫作的開創者，這種寫作，強調的是讓閱讀者產生“身臨其境”感，并非體驗作者所體驗的那種現實，而是體驗到“文本中的現實”，文本，不是靠含有眾多專業概念、眾多細節，來讓讀者覺得它“真實”的，相反，應該讓讀者明白文本對現實——主要是指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做了必要的、實質上的扭曲，同時樂意耽留于其所創造的情境之中。

“車輪單調而固執的轟隆聲，越來越難以忍受，在夜間尤為嘈雜：人被囚禁在那轟隆聲中，就像待在一只顫動、搖擺不定的籠子里。我們遇上了一場暴風雪，雪突然間封住了窗戶……我沒辦法跟任何人開啟談話……我周圍都是空虛；都是焦土。都是墻。原因并不神秘：我是一個外國人。”

卡普希欽斯基的書中，他重訪的旅行記憶中，1958年的這一次從東向西穿越西伯利亞抵達莫斯科之旅，一定是會讓人留下印象的。而像上述這樣的回憶也是不可能不信的。因為它符合一般人的“前認識”——西伯利亞就該如此，寂靜，人在車上，沒話可說也不想說話，與同車的他人之間，也只有沉默的隔絕，假如此刻來了一個和藹可親、端茶送水的服務員（就算真有這么個人），那可就“出戲”了，文本的情境不容許。

他寫了從車窗看出去的黑夜，寫了窗外的暴風雪：黑中襲來的白和被白覆滿的黑。在這段短章的末尾，當火車即將抵達莫斯科時，他寫起了從別爾嘉耶夫書中讀到的俄國的尺度對人心的影響。最后，樹林出現了，公寓出現了，自然景觀應該讓位于城市生活了，而他的筆也停下了。

“乘務員從包廂里收走了床單、枕頭、兩條毯子和一個茶杯。

過道里擠滿了人。

莫斯科。”

對1958年之行的回憶到此結束。對莫斯科？沒有任何回憶。我相信，他不是沒有記憶，而是想讓文字中的西伯利亞“情境”無限延伸，淹沒其他。他是多么會寫。

卡普希欽斯基寫過一本《記者自畫像》。在書中，他說自己是“從我的旅行中寫作”，“寫作中有一種自我主義的成分：我可能會抱怨熱，抱怨餓，抱怨疼痛”。這個內部視角，就如同他在寫西伯利亞火車之旅時使用的視角那樣，是必需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算他寫到旅途中讀的書，你也可能看出“在途感”，而不是在寫作的時候翻開一本書查抄相關文字的感覺。

然而，他還是要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讀者為什么要信這個自我主義的“我”？或者說，為什么我在途中的抱怨、牢騷值得寫入我的書，值得讀者看？

那么我們還得把書往前翻。在1967年訪蘇之前（把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國都瀏覽了一遍），1958年西伯利亞之旅之前，他就已經有了與蘇聯的初次接觸：1939年9月底，在家鄉平斯克，他看到了紅軍，看到了他們的滿臉汗水、怒氣沖沖，看到了一個醉醺醺的文藝兵向教堂尖塔開火。那時他才7歲，不可能有什么明確的記憶，然而這短暫的印象化、文學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宣言，或謂一個宣言性的解釋框架：我有權寫蘇聯的事情，我有權時空穿越地寫，我有權寫，每一句話都以“我”開頭地寫。

因此，在確認有關民族志寫作的基本立場之上，卡普希欽斯基化作一個蓋章手，在自己每一頁文本里深深地蓋章。“我”無所不在，到處留痕。1967年，在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一個名叫拉希德的人，在給卡普希欽斯基講了關于運河的遠近歷史后，從河里舀了一壺水給他喝：這就是一個表明“我”親歷的細節。在撒馬爾罕，“我”隨一個知識豐富的向導看了帖木兒大帝的墓。在埃里溫，“我”遇到一場大雨，“我”先后接觸了本文開頭提到的三位藝術家，透過他們，“我”描繪出一個十分重視文化藝術的亞美尼亞首都，并順滑地進入到擁有悠久的文化書寫史的民族傳統里。

“蓋章”一詞，僅僅是從今天的打卡旅游里借來的，絕無貶低這本書的寫作質量的意思。卡普希欽斯基極為鄙視游客，讀他寫下的任何一段文字，都不可能想到“他去這里玩了”；在他的游記里看不到輕松，歷史的沉重、文化的嚴肅，都浮現在他與每一個人的談話的背后。書中最大的篇幅，當然給了1991年蘇聯解體前后的訪問紀實，卡普希欽斯基所與談的每一個人，都同時關心著自己、本地區、本國家的迫近危機。政治在那個時刻完全吞沒了觀光的余暇。

但我們也會發現，他在小心地維持平衡，既處處宣布“我”的在場，又拒絕加重這種在場的意義，免于顯得自戀。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一心想沉浸于例外、被遺忘的角落和后院”，他對世界的中心不感興趣，對康莊大道不感興趣——莫斯科是個舞臺，一個又一個的劇組上去，下來，入場又退場；莫斯科是個車廂，乘客上車又下車；莫斯科是一條擠滿等著下車的人的車廂過道，是一段記憶的可有可無的收尾……但在這樣處理的同時，卡普希欽斯基是在不斷調整自己的位置的。他是“自我主義”的，但他避免“自我中心主義”。

“偶爾才能發現一些城市，像戈壁灘或撒哈拉沙漠中的綠洲一樣與世無爭，過著自己的生活，仿佛不受束縛，與任何事物都沒有聯系……”

1989~1990年，蘇聯進入最后時刻，卡普希欽斯基再度前往那些加盟共和國，以及大片的前途不明的地區；他再度來到西伯利亞，寫下了上面這些口氣淡漠的話。他又說：“高加索陷入火海”，中亞五國持續爆發血腥的騷亂——這都是他到訪過的地方，但并沒有因為他重訪而再度重要起來——“世界早已習以為常”，這些騷亂、摩擦、戰爭都“發生在蘇聯的邊陲”，“發生在俄羅斯之外，遠離它的軀干”。

既已在邊陲，既已切身體會零星小城的與世無爭，我，一個記者，又怎能不克制自己成名立萬的個人野心，怎能不保持一個見證者、記錄者的謙卑呢？如果卡普希欽斯基（2007年逝世）知道有打卡蓋章這回事，我想他會淡笑一聲，樂于承認自己不過是個蓋章人的。

他一方面鄙視游客式的體驗和寫作，另一方面又要做到謙卑。保持謙卑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把身為文本創作者的自己也置入文本之中：他既從旅行中寫，也從文本中寫。他經常引用自己帶著讀的書、讀過的書里的內容，例如，在從埃里溫前往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路上，伴隨著簡略的沿路描述，他插入三段文字，它們出自中世紀一位亞美尼亞歷史學家的《歷史之書》，三段話分別講的是紅寶石、瑪瑙和鉆石。更使我驚喜的是，他在緊隨的下一章里，居然提到了法國作家圣埃克蘇佩里的《風、沙和星星》：

“還記得圣埃克蘇佩里的《風、沙和星星》嗎？1926年，作者還是初出茅廬的飛行員，他計劃從圖盧茲出發，穿越西班牙，飛往達喀爾。當時航空技術剛剛起步，飛機經常出現故障……于是他決定咨詢一位資深的同事亨利·吉約梅……”

他就這樣，讓一個與格魯吉亞、與第比利斯、與蘇俄、與1989年這個時間點看起來完全無關的文本，出現在了自己正在書寫的這個文本里。圣埃克蘇佩里的世界和1989年秋的格魯吉亞是兩個世界，它們怎會有關？可是讀下去，就知道它們的確是有關的，太有關了，卡普希欽斯基從他訪問的格魯吉亞人身上，看到亨利·吉約梅的特質。他人文本里的感受和思考是多么重要，人需要通過與文本的持續交流，形成了和人持續交流所需的感性。

當然，這種跨文本的旅行，總歸有一點迂腐感；格言警句引得再好，再準確，作者終不免于做作之譏。這是“文化游記”難寫的一大原因；另一個難寫的原因，在于資料越來越容易獲得，講歷史、說典故，看上去也會越來越像是“摘抄”。卡普希欽斯基此書問世于1993年，那時還沒有維基百科，沒有唾手可得的網站、圖片和現場視頻，但看得出來，他已刻意避免在講述比如莫斯科救主大教堂建造、拆毀、再建造的過程時，使人產生讀歷史資料的感覺。

他需要避免的事情太多。這本書粗看頗為寫意，率性地詳略，無數段落戛然而止，細看則是如履薄冰。他不斷地警惕那些常見的陷阱：以偏概全，自嗨，資料堆積，掉書袋、“到此一游”的味道……再小的城市，一個人也不可能窮盡所有角落，在地理的寬度（覆蓋“十一個時區”）加上生活的深度面前，一個寫書的記者必須戰戰兢兢，為自己的說服力戰戰兢兢，為自己這一趟書寫能否成功地確立意義而戰戰兢兢。

在我看來，他是很成功的，我第一沒覺得他“玩”了太多地方，第二沒有嫌他知道得太多，第三也不覺得他標榜過自己的累次在場。我們處在一個慫恿每個人都標榜“我在場”的時代，一個朝每個人的手里分發圖章和旅游護照的時代，卡普希欽斯基卻以虔誠的態度，守住一個民族志書寫者的本色，讓我相信他的經歷具有充分的文本真實，同時，他收集隱喻，收集立體而典型的人物，不卑不亢地將它們排列在文本中。

這些隱喻里，最大的一個，當然就是救主大教堂200年的建造、拆除和重建史，它被作者視為喻示了俄羅斯文明的穩定和不變。卡普希欽斯基是法國“年鑒派”史學的忠實擁躉，他明白，要想論證一種文化的偉大，只有探入時間的長河，而如果探入得夠深，那么這偉大也就自然浮現了。他當然確信，這龐大的國家背后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它是任何腥風血雨、任何動蕩、任何個體和集體的苦難都無法遮蔽的。

《十一個時區之旅》

[波蘭] 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理想國202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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