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為所謂“對等關稅”設置了新的最后期限。
當地時間7月6日，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新一周向貿易伙伴發送信函，告知美方計劃征收的關稅稅率。未能達成協議的國家可以選擇延長三周的談判時間，即推遲至8月1日。
同日，美國商務部部長盧特尼克也證實：“關稅將于8月1日生效，但總統現在正在設定關稅率和達成協議”。
當日深夜，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表示，關稅通知將在美國時間周一（7月7日）中午開始發送。他早些時候曾表示，將在本周頭兩天陸續向12到15個貿易伙伴發出關稅通知，并暗示一些協議也即將達成，“我認為我們將在7月9日前完成大多數國家的協議，無論是信函還是協議。”
全球經濟咨詢公司BCA研究首席全球策略師貝瑞欽（Peter Berezi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市場尚未充分消化潛在風險。“若關稅維持現狀，經濟增長可能下降1.5%，但股市未反映這一情景。”他預測，到7月9日，美國實際有效關稅率可能攀升至17%-18%，高于當前水平。
“對等關稅”有了新的截止日？
4月，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曾預測，特朗普政府將在所謂“對等關稅”的90天暫停期內達成90項協議。直至7月初，特朗普仍堅持不會延長原定7月9日恢復高關稅的截止日期，批評日本等貿易伙伴“被慣壞了”。
白宮發言人德賽（Kush Desai）此前也表示，所有貿易決策都將由特朗普親自裁定，同時政府團隊正全力推進各項貿易協定的收尾工作。
但隨著截止時間的臨近，特朗普政府的口徑開始出現變化。上周晚些時候，特朗普表示，面對170多個貿易對象，達成全面協議太過復雜，他決定直接向各國發函通報新的美國出口關稅，“這要簡單得多”，新關稅幅度將在10%至70%之間，并需在8月1日前執行。
6日，貝森特證實，特朗普政府計劃在新一周內向主要貿易伙伴發送信函，但強調這并非關于最終關稅稅率的決定性文件。同時，貝森特并未將8月1日定義為硬性截止日。“如果各方希望加速進程，完全可以這么做，”他威脅稱，對收到信函的經濟體而言，是否維持舊關稅水平完全取決于他們自身的抉擇。
貝森特仍然認為，7月9日前僅剩的三天時間非常關鍵。他解釋說：“在談判沖刺階段出現了擁堵。通過向貿易伙伴表明可能恢復4月2日關稅水平的立場，我們相信這將有效推動未來數日乃至數周的談判進程。”
據報道，美國政府當前將談判重點集中在18個主要貿易伙伴身上。盡管存在“對方拖延”的情況，貝森特透露，多項重要協議已接近達成。
關稅威脅的市場及經濟影響
4月初，特朗普政府首次實施報復性關稅時，曾引發市場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導致股市大幅震蕩。這一市場反應促使白宮調整策略，決定將關稅凍結90天至7月9日。如今隨著截止日期臨近，市場再度面臨不確定性。
美國投資咨詢公司NDR全球宏觀策略師卡利什（Joe Kalish）表示，當前的情況不像春季那樣清晰。“市場普遍認為，7月9日的報復性關稅暫停將被延長，或者實施10%的基礎稅率。特朗普希望達成協議。”他稱，如果特朗普政府未能達成協議，報復性關稅將于8月1日恢復到4月2日的水平。
“市場似乎沒有準備好應對更高的關稅率。但如果政府能夠說服市場，大多數貿易協議將在美國勞動節（即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前達成，市場可能對7月9日的決策反應不大。”卡利什認為。
貝瑞欽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宏觀經濟層面，盡管特朗普政府近期成功簽署“大而美法案”，美股也創下歷史新高，但貝瑞欽提醒：“特朗普的新貿易壁壘可能重新激起投資者對美國進口商需支付一系列復雜新關稅的擔憂。”
貝瑞欽補充稱，當前關稅對美國的實際經濟影響存在滯后效應。“由于進口商普遍采取觀望態度，擔心臨時性關稅取消后難以挽回流失的客戶，因此尚未將關稅成本完全轉嫁給終端消費者。”他稱，數據顯示，當前美國進口商主要通過壓縮自身利潤率來消化這部分成本。不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掉期市場的最新預期顯示，未來12個月的通脹率可能從5月的2.4%攀升至3.1%，這將直接擠壓居民實際收入和消費能力。
當前，國際貿易談判進展呈現復雜態勢。據報道，盡管外界預期美印將達成過渡性協議，但印度近期態度趨于強硬，表示將對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以回應美國對汽車及零部件提高關稅的決定。韓國官員正與美國進行緊急磋商，試圖在截止日期前爭取延長談判期限。日本首相石破茂則表示，作為主要汽車生產國，日本將努力避免關稅，同時“堅定立場”捍衛國家利益。
此外，歐盟談判官員仍在與美方就一項框架性貿易協議進行討價還價。歐盟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Maros Sefcovic）稱，在上周與盧特尼克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會晤后，達成了一些進展。
貝瑞欽表示，當前歐洲大陸經濟數據表現尚屬平穩，考慮到歐洲對美出口面臨的高關稅壓力（基礎商品10%、汽車25%、鋼鐵鋁制品50%），這一占歐洲國內生產總值（GDP）約3%的貿易規模足以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實質性影響。“德國尚具備財政刺激的空間，但歐元區其他國家受制于高企的債務水平，政策調控余地相對有限。這種區域差異可能進一步加劇歐洲經濟復蘇的不平衡性。”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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