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將于今年10月15日起施行。此次修訂圍繞當前反不正當競爭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細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類型和認定標準，增加了多項規則。其中對平臺經營者義務和責任的強化，為平臺經濟市場競爭的常態化監管補充了制度工具，有望為進一步規范健康有序的平臺經濟競爭生態提供法治保障。

新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平臺競爭治理的發展

自1993年誕生以來，反不正當競爭法經過2017年和2019年兩次修訂，2017年首次大修即增設互聯網專條，對依托數字經濟而發展的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投入關注，列舉式規定了四種新型競爭行為，即強制跳鏈、誘導卸載、惡意不兼容和網絡不正當競爭的其他行為；2019年對商業秘密相關條款進行局部的專項修訂。面對直播電商、算法定價、數據壟斷等新型的競爭行為，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的范圍及相關條款難以覆蓋上述內容；此外，為釋放中小型企業的生存壓力與創新能力，防范大型企業對其發展空間及公平待遇的剝削，該法進行調整也勢在必行；同時，為響應黨中央對“內卷式”競爭的整治要求，該法也應該做出積極回應，在上述背景下進行了再次修訂。此次修訂雖未變動篇章結構，但在內容和條款方面共進行了28處修改，不僅包含對傳統競爭行為規制范疇的擴展，還有對數字技術環境下公平競爭環境受到不正當影響的重點規范和突出強調，是一次綜合各方訴求、精準定位且有著較強時代感的修法實踐。

修訂后與平臺相關的規則包括以下條款：一是第13條“互聯網專條”中，增設了濫用平臺規則禁止條款，針對實踐中不斷出現的惡意交易行為，如虛假交易、虛假評價或者惡意退貨等，為保障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而予以規制，同時擴展了數字經濟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列舉范疇；

二是平臺“內卷式”競爭規制，第14條禁止平臺壓迫低價競爭的行為，第15條禁止大型企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壓迫中小企業，瞄準各類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的救濟，與現行的《電子商務法》第35條中禁止平臺不合理限制交易的規則一起，構筑了對于平臺擠壓行為的規制，同時也體現了對不久前實施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中所要求的對民營經濟主體平等對待的精神，因為在實踐中大量中小企業往往是民營企業；

三是合理設置平臺經營者義務。第21條對平臺經營者施加維護平臺內公平競爭秩序的義務，要求平臺建立公平競爭規則、舉報處置機制，促進和落實公平競爭規制。該條的增設傳遞了我國平臺經濟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治理從依賴“事后處罰”轉向“事前預防與事中控制相結合”的全周期、全過程綜合治理，為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競爭治理提出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第21條從征求意見稿中的總則部分調整到涉嫌不正當競爭行為調查部分，避免了平臺經營者義務條款被誤讀甚或濫用為授權性條款，明確其義務性條款的定位，為嚴格規范細化平臺管理權限作出了科學安排。

平臺競爭治理凸顯平臺主體責任

此次修訂在第三章“對涉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調查”中，增設第21條平臺經營者義務條款。從現實需求看，該條款對平臺經營者義務的補充設置，回應了當前反不正當競爭法治的迫切需要。平臺經濟的興起伴隨著經濟形態的變革，在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中，新型的生產要素引發新型的競爭糾紛，平臺商業模式改變競爭樣態，給傳統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帶來挑戰。

在當前商業模式下，首先，平臺經營者實際上已經承擔著平臺內市場秩序的管理義務。區別于集貿市場的傳統經營者，平臺并非純粹的信息服務居間提供者，其對海量數據要素的掌控和開發意味著對新型生產要素的掌控和新質生產力的開發，不限于中介平臺的中立工具性和非參與性，而是深度參與市場并以數據信息交互而盈利的市場主體，因而在事實上承擔著維護平臺內市場秩序、保障用戶權益的職能，否則將要面臨因過度放任平臺內違規交易行為而引起的被調查與被處罰。

其次，合理設置平臺經營者義務也是復雜商業模式和競爭生態的現實要求。平臺與平臺內經營者之間不再是單一的合作或競爭關系，而是合作與競爭并存的競合狀態，平臺的資金需求依靠平臺內經營者的支持，平臺內經營者的流量需求有賴于平臺的對接服務，二者在流量需求與資金需求的循環中相互依存，同時二者還可能提供同種產品或服務而相互競爭，競爭樣態在這種既統一又對立的關系中變得更為隱蔽和復雜。反不正當競爭法急需對合理設置平臺經營者義務這一問題作出回應，對平臺經營者義務進行規范化處理，并在未來進一步合理設置義務的內容與范圍，推動網絡平臺反不正當競爭規則的法治化進程。

最后，平臺經營者義務是落實平臺承擔競爭治理主體責任的必然要求。在以往的執法實踐中，由于缺乏對平臺經營者責任的明確規定，監管部門在處理涉及互聯網平臺的不正當競爭案件時，往往面臨執法依據不足、執法力度受限等問題。而通過制定和實施平臺規則，平臺與用戶及平臺內經營者達成秩序合意，能以更低成本、更靈活的方式應對數字經濟市場中的違法違規行為，彌補政府因信息獲取滯后、技術手段落后、管制資源受限等因素而產生的規制缺陷。第21條的增設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律體系，為平臺經濟領域市場競爭治理提供了更加明確和有力的法律依據。

平臺競爭治理需嚴格規范平臺管理權限

隨著平臺經營者義務條款的正式確立，平臺在承擔平臺內市場競爭治理義務和責任的同時，也擁有了相當程度的類市場管理權力。這一方面有助于發揮平臺參與公共管理，落實平臺主體責任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暗含著平臺異化和濫用管理義務的風險。為此，接下來該條款在實踐中如何進一步細化，各方在共同關注。

平臺經濟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出現贏者通吃的現象，參與的各主體間并非平等的市場競爭關系，具有顯現的非對等性，容易誘發不公平競爭行為。數據和算法的雙輪驅動賦予大型平臺企業以優勢地位和不斷強化其市場控制力，使得大型平臺企業在其生態系統中處于支配性地位。作為平臺經濟的重要商業組織體，平臺特別是大型平臺的規則制定權利（力）已經成為平臺經濟發展的重要要素。這一點從2022年的反壟斷法修訂和此次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中都可明確看到，將不得利用平臺規則限制、排除、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納入。

平臺經營者通過制定平臺規則，為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用戶提供接入服務，規范平臺內公平競爭和公正交易的秩序。與此同時，在為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用戶提供便利服務之際，平臺獲得了越來越強的網絡效應和冒尖效應，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用戶越來越擺脫不了對平臺的依賴，強鎖定效應不斷固化。為數眾多的平臺內經營者只有依賴于平臺才能獲得更高的績效，消費者用戶則礙于轉換成本、競品同質化等因素，對部分不合理服務選擇接受。此外，平臺還可能作為非中立主體，參與到平臺內經營者的競爭之中，極可能利用數據和算法、資本、技術和平臺規則等優勢實施自我優待行為，譬如，推薦前置、控制非公開數據、搭售等，用更為復雜且隱蔽的方式進行不正當競爭。

基于此，平臺經營者義務及其被課以的管理責任與權限的設置必須限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謹防平臺經營者不當擴大其法定的經營者義務，演化為濫用其管理權限而從事擾亂市場公平競爭、損害平臺內經營者或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與消費者合法利益的行為。第21條中補充強調的舉報規定，亦是為了避免平臺不公正管理的潛在風險。

在下一步工作中，可從以下方面規范和細化平臺經營者義務：一是科學合理的規范平臺經營者的公共管理責任，借鑒歐盟《數字市場法》上“守門人”認定，以及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第58條“提供重要互聯網平臺服務、用戶數量巨大、業務類型復雜的個人信息處理者”認定下所應承擔的相應義務的立法經驗，對部分已經成為或可能發展為行業龍頭的平臺企業做進一步的規制要求，以更好保護用戶個人信息，確保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防止大型平臺濫用其地位損害數字市場的良好運轉。

二是綜合運用各類規則審查和糾紛解決機制，譬如，行業管制、公平競爭審查及司法審裁等，來規范和約束平臺經營者合理制定規則和行使管理權限。目前，已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了平臺制定規則應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履行公眾參與、公示程序等程序正義要求。同時，在具體規則的判斷上則相對復雜，譬如，對“不合理限制”“不合理條件”等行為的規定還較為模糊，此處則需要依靠司法機關進行個案裁判，經由個案審理來監督和規范平臺權力濫用。

（作者系南開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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