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根植于黃河流域的河套文化是中華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化。而河套文化是黃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北方文化中的瑰寶，是人類發展史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聚集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碰撞交融的獨特的文化特征和強烈的文化包容性。
一、河套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和源頭
自古以來河套地區就是國家戍邊衛國的軍事重地。匈奴的崛起，兩漢的興衰，宋元遼金的戰跡，無不與富饒的河套沖積平原和水草豐美的巴彥淖爾相關聯。這里的生存優勢使先民們從四面八方涌來，特別是各民族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在此和睦聚居，多民族、多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多種文化有機交融的特殊的河套文化體系，蘊藏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陰山巖畫是世界上最大的巖畫寶庫之一；據稱，在這里出土的2000多年前漢代酒鼎中的燒酒，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兩件液態文物之一，同時也表明這個地區的酒文化之古遠。而進入新時代以后，以“河套王”為代表的河套美酒一季好糧，而有一季好糧，一瓶好酒的誕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更是此外，還有極具地區特色的民族民間書畫、音樂舞蹈、剪紙、河套二人臺、爬山調、蠻漢調、民俗風情等，都是構成河套文化的重要內容。所以，“河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域名稱，它主要聚顯的是河套文化，是文化與自然的和諧彰顯。
在唐宋以前，河套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河套流域以其先進的農業經濟為基礎，用自身先進的深厚內涵和強大的傳統習俗力量，對各個少數民族產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在唐宋以后盡管經濟重心南移，但河套流域也一直居于王朝統治的核心地位。在面臨長江流域強大經濟優勢和北方游牧文化在政治作用下持續輸入的雙重背景下，河套文化以開放和包容的姿態，將其自身融入一個更大范圍的中華文明之中，并通過文化交流不斷吸收和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引領著華夏文明的發展，積累和傳承下來了豐富的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在生計文化層面，象征著古代先進物質文明的農業生產技術、天文歷法、數理算術、傳統醫藥、灌溉工程、四大發明等均產生于此，并向全國、全球擴散，對后世影響深遠；在制度文化層面，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宗法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及治理理念、歷史習俗等延續至今，對現代文明的影響依然可見；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歷史上的炎黃始祖傳說、諸子百家思想、曠世史學、文學巨作、宗教信仰、倫理觀念等均誕生于此并影響至今，成為中華文明的精髓，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與性格。河套文化因此而成為華夏文明發展演變的主軸，也成為中華民族“魂”之所附。
二、河套文化蘊含重要時代價值
河套文化蘊含的精神內涵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這決定了保護、傳承和弘揚河套文化的必要性。
河套文化經久不息、歷久彌新，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浩瀚星空中留下濃墨重彩的印記，是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堅定文化自信，能夠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的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包括中華民族在農耕文明時代所創造的優秀傳統文化，也涵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創造的先進文化。在農耕文明時期，河套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是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最主要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活動中心。唐宋時期的都城長安和東京汴梁成為當時全球范圍內最發達的國際性大都市，其形成的城市文明對世界文明影響深遠。在近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時期，河套流域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國抵御侵略和解放戰爭的戰略決策中心，在中國近現代發展歷程中影響深遠。河套文化以其博大深厚的文化內涵深刻影響著中國近現代的革命事業，同時創造性地吸收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實踐中發展出了紅色文化、愛國主義及生態文明等新的文化內涵，為河套文化乃至中華文明增添了新鮮的內容。從古代到近現代，河套流域長期居于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心，河套文明經久不息，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彰顯了其在華夏文明中的主體地位、在世界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力、在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的頑強生命力和巨大創造力。保護、傳承和弘揚河套文化，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
河套文化蘊含的“天人合一”自然倫理觀，可為我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歷史經驗與理論支撐。河套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是中華民族先民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創造的物質與精神文明。農耕生活要求天時、地利，順應自然規律，河套流域先民們在漫長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了和諧的三才觀、趨時避害的農時觀、主觀能動的物地觀、變廢為寶的循環觀、御欲尚儉的節用觀等。這都體現河套文化天地人和的思想，“應時、取宜、守則、和諧”是其主要內涵，強調要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取之有時，用之有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當前在人地關系矛盾突出的時代背景下，河套文化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歷史經驗和智慧，有助于文明在歷史與現實交匯中探尋人地關系和諧發展的根本途徑。
河套文化蘊含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統”的主流意識，是增強民族認同感、維系我國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文化支柱。河套流域是華夏民族形成的地域，誕生了關于伏羲及炎黃二帝等華夏始祖的傳說，并流傳至今，締造成炎黃子孫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根親觀念。“萬姓同根，萬宗同源”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河套流域成為海內外炎黃子孫共同向往的根脈之地。在堯舜禹時代，河套流域水害頻發，受水災影響的部落逐漸聚集于適宜農桑的地域，原始封閉的氏族逐漸聯合形成部落聯盟共同應對水害，并誕生了管理需求和杰出的部落聯盟領袖。中華民族大一統的主流意識也正是萌發于河套泛濫的逆境之中。秦王朝統一六國后，建立了以河套流域為政治中心的首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實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進一步消除地域差異和社會矛盾，以追求國家長治久安。盡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卻締造了中華民族追求大一統、大融合的民族文化。在隨后的王朝更替過程中，中華大地也曾出現四分五裂的階段，但最終都走向統一，實現大一統的國家形態，華夏文明也得以延續。不僅如此，中央王朝的疆土版圖大多以河套流域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向周邊地區不斷拓展，并通過人口遷徙、貿易和文化交流等將大一統的價值理念向周邊地域擴散，走向一統和融合已成為中華大地上共同的追求與信仰。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傳承至今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統、大融合”的主流意識，是我國增強民族認同感、維系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文化支柱，尤其是在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統一提供了精神層面的偉大力量。
三、結語
河套文化包容開放，能夠為新時代中國全方位開放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可資借鑒的歷史基礎和實踐基礎。河套文化是在與北方、西部、南方少數民族的攻守戰和以及與亞洲、歐洲及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中逐漸形成。在早期中國，得益于河套流域優良的氣候、土壤等地理條件，河套流域社會經濟發展在全國乃至全球長期處于領先地位，河套流域長期處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帶，中國對外經濟聯系、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興起和發展于這一地區。早在漢朝（西漢、東漢），中央政權就曾派遣張騫、甘英等出使西域，開辟從長安（今西安）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建立起中原王朝與西亞和歐洲的政治、貿易等聯系。這條通道也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主要通道，即絲綢之路。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交往進入繁榮鼎盛時期，經濟貿易往來頻繁，對外文化交往極為活躍，日本、新羅、天竺等國家派遣大量使節、留學生等來華進行文化政治交流。中央機構還設置“四方館”以專門管理對外貿易，制定對外國商人的優惠政策。在宋朝時，中國對外開放走向巔峰，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等。盡管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阻斷了陸上絲綢之路，但宋政權依舊在宋遼、宋夏開設互市榷場，互易有無，聯系經濟文化，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向東延伸至北宋都城汴京。宋政權還大力發展海上貿易，也歡迎遠人來華定居，在北宋汴京設有猶太人聚居點。在對外開放與交流過程中，河套文化不僅擴大了自身影響力，也不斷從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汲取營養，從而形成了具有開放、包容氣質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河套文化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交流交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歷史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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