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加繆之爭”今天還有熱度嗎？兩位男性公共知識分子，兩位卓越的法國文學家，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場說不盡的恩怨。事情發生在遙遠的70多年前，但是人物依然新鮮，特別是加繆，《局外人》《鼠疫》的影響力歷久彌新，文字里處處散發的人格和思想依然使人著迷。小說之外，加繆還發表戲劇、散文和思想論著，其中，1951年出版的論著《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原書名《反抗者》）最近有了一個新的中譯本，它寫于二人關系由熱轉冷之時，更寫于冷戰開啟前后，一個社會高度分裂的時代。
從加繆的筆記里，能看到《我反抗》的寫作時間是1946年，《鼠疫》在那年出版，但那是個戰爭剛剛結束的冬季，因物資短缺、人心憂傷而顯得格外寒冷。那時，加繆在一個阿爾卑斯山中的旅館住著。他才33歲，已是名作家，也是聲譽達到頂峰的政治左派，可是寫此書時，心情并不好。
“一個人度過了一周，我再一次清楚地認識到，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這項工作，一開始時我很狂熱，現在想要放棄。”
這項工作就是寫作《我反抗》。戰爭結束，似乎能松弛一些了，然而加繆眼里已經有了一幅現代圖景：在自由的旗幟下，以正義，以慈愛，以未來，以超人崇拜……以各種名義繼續大肆殺戮。從法國國內的“肅奸”，即肅清在之前4年與德國占領者合作的法國人，導致矯枉過正開始，每個人就都活在一種有毒的政治空氣里，簡而言之，每個人都被要求自證清白。為此，暴力的濫用打開了大門，不能自證者，或是不想自證者，都在暴力的威脅之下。
這是什么情況？加繆在一片含混之中敏銳地看到要點：不管以什么名義，惡的或是善的，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結果都是暴力被正當化。因此要緊的不是論證對錯善惡，而是停止正在發生的暴力本身。這不需要太多的理論撐腰，而只需要一種樸素的道德感。
在《我反抗》寫不下去的時候，加繆就讀蒙田隨筆。蒙田是16世紀人，可是他的思想從幽深的地下直接射入現實。在蒙田的時代，法國和加繆的時代一樣陷入分裂，不同的宗教教派各舉大旗，討伐敵方，稱其為異端。蒙田有一篇《為雷蒙·塞邦辯護》，很長，經常被拿出來做成單行本。蒙田說，“神圣學說”被無恥地玩弄在各種勢力手中，人們按自己的需要使用它，解讀它，或是拋棄它。蒙田深沉地寫道：人不能超越自己和超越人性，人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觀看，用自己的手來抓取。
我的眼睛看到了暴力，我就要反對它，而不用管這個暴力是打著怎樣的名義——這就是蒙田設下的簡單的標準。加繆認同蒙田的倫理學。他在不同的文學創作里，都寫入了這樣的道德純粹的人，例如《鼠疫》中的塔魯，他在法庭上目睹檢察官父親慷慨斥責一個被告人，非但沒有覺得父親代表公權力的威嚴，反而厭惡不已，因為他眼里沒有“代表”，沒有抽象的“正義”，而只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凌駕，以及聲音洪亮的暴力訴求。在1949年問世并公演的劇本《正義者》中，加繆更是塑造了年輕的恐怖分子卡利亞耶夫這個角色，他在受命刺殺莫斯科大公的情況下，因為看到大公身邊有孩子，而一念之間沒有下手。
卡利亞耶夫因為自己的心軟遭到同黨的唾棄和懲罰。這是加繆心目中理想的“反抗者”，他要反抗自己眼里的不公平，可是“公平”與否是個抽象觀念，反抗行為最終總要對個體下手，此時，反抗者的行為抉擇就必須訴諸樸素的良知。當他發現自己難以動手時，他落入荒謬處境，目的和行動之間達不成一致，想要實施正義的人得先染污自己的兩手。這種處境導致反抗者的極度厭惡，他繼續反抗，反抗這個無法推翻的處境，承受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孤獨感。
雖然在寫書時遇到困難，但是加繆在戰后的政治知名度一直在上升，他主張反對所有政治暴力。20世紀5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開始發生騷亂，作為一個老牌殖民帝國，法國終于也要面對第三世界殖民地獨立浪潮的沖擊。阿爾及利亞出現了慣于搞恐怖活動的民族解放陣線，法國軍隊在當地也實施抓捕，施加臭名昭著的酷刑，對此，加繆寫文章，同時控訴兩者危害平民的暴力。他完全實踐自己的理念，不管薩特怎么看他，怎么嘲諷他幼稚、天真的道德主義。
1951年《我反抗》終于寫完出版。加繆究竟寫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反暴力理念“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呢？
任何哲學思考，都要有一個起點。“反抗”就是加繆的起點。這個起點不可再簡化。笛卡爾的起點是“我思”，先確認一個思想著的“我”是實在的，所謂“我思故我在”；相應的，加繆的箴言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為什么反抗是存在的起點呢？加繆說，因為人總歸要意識到荒謬，也就是說，人總歸要意識到自己會死，意識到這個世界對我的生死苦樂無動于衷，意識到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偶然的，并在成人之后，擁有一個日漸支離破碎的自我。所以，人要通過反抗，來克服荒謬。
于是他做了一份自己的“讀史札記”，從反抗的角度來重看一些節點性的事件、人物和思潮：希臘人，早期基督教，法國革命與薩德侯爵，浪漫主義，《卡拉馬佐夫兄弟》。各種各樣的思潮，從黑格爾、馬克思到尼采，從超現實主義、納粹到布爾什維克。加繆說反抗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增長，進入一種更加絕望的虛無主義，顛覆上帝、取代人類，越來越殘忍地行使權力。這就是“歷史（中）的反抗”，它根源于形而上學的反抗，卻導致了革命——革命企圖用凌駕于世界之上的絕對權力來消滅荒謬。
那么怎樣反抗才是正當的呢？那就是更懂界限、更溫和、更傾向于改良主義的反抗——“學著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以創造我們的本質”。加繆試圖澄清反抗的基本精神，擯除它被嚴重歪曲的版本，追溯其更加謙和、適度的起源。結合《正義者》來看，加繆理想中的反抗可謂一種秉持貴族操行的行為，“貴族特質就是不問為什么就去奉行美德”。
在《反抗者》即將出版前，加繆和薩特的關系有很大的緩和。因為薩特的戲劇《魔鬼與上帝》正在排演，而女主角瑪麗亞·卡薩雷斯正是加繆的相好。薩特在他的《現代》雜志上刊發了《反抗者》中談尼采的那一章。那確實是雄辯的一章，加繆把尼采的反抗如何被推崇他的人（比如希特勒）轉換為“對惡的歌頌”，細細地說了出來：
“在尼采的思想中，惡只是人面對無法逃避的事物時，傲然接受的一個東西。然而，我們很清楚，他的思想繼承者，以尼采的思想為基礎發展出什么樣的政治。他曾創造出暴君藝術家的形象，但對平庸的人而言，殘暴比藝術來得容易……”
尼采思想被政治暴徒狹隘地利用，“人們借用他的名，反過來讓愚勇扼殺智慧，讓他真正的思想逆轉成全然相反的：觸目驚心的暴力”。雖然這一章被薩特所接受，然而整本《我反抗》的要旨是和薩特的政見相反的，正如《正義者》和《魔鬼與上帝》也是唱反調的。《正義者》呼喚貴族式的反暴力美德，卡利亞耶夫從一個革命恐怖分子轉變為加繆理想中的反抗者，而在《魔鬼與上帝》里，主人公格茨從一個信仰反抗的人，一步步“找到組織”，投身于具體的、暴力的革命。
主動接受暴力，弄臟兩手，就意味著擁抱現實，成為一個不抱幻想的現實的人。在《我反抗》里，加繆明確地把自己同“存在主義者”的陣營劃出了界線，同時向薩特們下了戰書。
這兩位思想領袖的對立，使得1945~1952年間，想要找到方向的法國知識分子都別無選擇，必須表態支持其中的一方。這種情況本身也很荒誕，因為加繆本人最討厭站隊，他一直所持的就是一個中間立場，溫和的，理性的，滲透了貴族道德的。然而他卻被“對標”了，其他人必須要么擁護他，要么反對他，正如他也必須站在一個反薩特的位置上，來樹立自己的道德立場。
此種特殊的情況，也反映在了《我反抗》的語言風格里。加繆的文風，一直是以簡約、動情、精確入微著稱，從《局外人》到《鼠疫》，再到他晚期未能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他的成熟肉眼可見，他的風格中最有趣的特點之一，是一面刻畫貧窮、疾病，刻畫孤獨和單調乏味的生活，一面給人注入一種自然而然的昂揚的熱情，憑此，他也向存在主義的根本命題——生在荒謬世界上的人如何自由地活下去？——給出了一種婉轉的回答。
可是《我反抗》卻不同。這本書里，下判斷的地方非常多，前一句和后一句之間，邏輯關系有時不很清楚。每個句子都是細心推敲過的，都能反映加繆的核心思想，不過，句子和句子之間缺少連接，在本該展開論述的地方，加繆會停下，續上另一個細心推敲過的句子。
這不是一本“娓娓道來”的書，而是一本論戰之書。后來的學者們、傳記作家們，為如何評價這本書而展開爭論，有的人從文字—思想質量本身出發，把它貶為加繆的失敗之作，有的則強調了創作此書需要的勇氣，認為應該把它看作一種可敬的政治行為，而不是一部“作品”。從加繆的筆記，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直就以寫了《我反抗》而自豪，他知道自己承擔了多么大的名譽風險：他將不再是一個受到左翼力量推崇的文學英雄，同時，右翼分子因為《我反抗》里對革命暴力的譴責而贊美此書，卻也不會按照加繆本身的成就來承認他的價值。
勇敢固然是勇敢，但加繆所持的那種不可救藥的浪漫的、訴諸貴族傳統的立場，一定無法在那個年代獲得足夠的擁躉。在政治狂熱、立場先行的年代，恪守個體道德良知的加繆，勢必會被孤立。薩特囑咐他的一位追隨者，在《現代》上發表長文，反擊《反抗者》，隨后則是那封著名的絕交信。這些不再贅言。加繆在未來贏得了更多的人心，可是在1954年到他去世的1960年間，眾所周知，他逐漸沉默下去。這是別無選擇的，也是偉大的沉默。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多少對世界看得越來越清楚的人，都走在加繆走過的路上。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法] 阿爾貝·加繆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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