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著黑色長裙，短發齊耳，戴一頂黑色貝雷帽，坐在采訪間的椅子上。她說話時聲音溫柔而有力，偶爾會停頓幾秒，仿佛在確認每個字的重量。喬葉，這位于2023年榮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家，在創作三十余年后，帶著她最新的散文集《要愛具體的人》回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她的文學歷程最初出發的文體。
喬葉接受搜狐文化的采訪
愛具體的人：抵抗虛無的錨點
喬葉說自己從創作散文到創作小說并不是一場“華麗轉型”，“所謂轉身這種都程度都很嚴重了，好像一下子朝東一下子朝西了”，她笑著否定了媒體的標簽，“我只是換條支路走走，但還是那條大路。”那就是現實主義的寫作道路。
所以與其說《要愛具體的人》是一種“回歸”，不如說是一次盤點。從鄉村到縣城，再到省會鄭州與北京，喬葉將一路所遇所感一一收攏，用樸實無華的文字勾勒出中國普通人微塵般的命運和瑣碎卻有光的生活。她回憶早年寫作散文時語言的華麗：“像個少女特別愛穿蕾絲花邊的那種Bling Bling。”而今的她，寫作風格已變得“素凈”。
要愛具體的人
喬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4-11
書名《要愛具體的人》一語中的。它并非一種對讀者的命令或者祈使，而是喬葉對自己的提醒。面對抽象的網絡世界和想象中的遠方，“愛”顯得輕而易舉。但一旦落回現實——那個充滿雞零狗碎、灰頭土臉的現實——“愛”便成為一件需要耐心、理解與妥協的苦事。
《要愛具體的人》收錄的散文里，既有對親人友人的懷想，也有對素昧平生之人的記錄，有城市生活的點滴自省，也有對文字、生活和命運的敏銳覺察。在物美超市里擺攤十元快剪的四川女人，在高鐵站里送花的男人，給收破爛的老人多裝一個燒餅的女老板……這些看似瑣碎且樸實的日常記錄中，暗藏著一種對抗抽象、對抗虛無、對抗宏大敘事的立場：唯有落腳到一個個具體的人，具體的痛與愛，我們的生活才有厚度，文字才有根。
喬葉在寫作和生活中有種穩定的邊界感。“理解他人，做我自己”，這是她的八字人生哲學。愛具體的人并不是無條件的愛，面對那些在生活和網絡中冒犯了自己的人，她也愿意試著去理解對方的難處：“他有他的難處，我愿意去理解他。但并不是無條件地讓渡我自己。”她會清楚地告訴對方自己的原則和底線，而這是一個人愛自己的表現，“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愛自己，何談愛別人？”
這種對人的理解和洞察，也是喬葉寫作的不二法門。“我之前就開玩笑說，寫散文是從身邊的人身上‘巧取豪奪’”。她笑稱自己作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常人，本身沒有太多驚心動魄的經歷，很多的寫作素材往往來自他人日常的言行，“媒體問我怎么總有那么多東西可寫？我說你一想到這個人講這句話可能值200塊錢，你當然會特別敏感。”雖然這只是句玩笑，但也道出她長期寫作訓練形成的一種“肌肉記憶”——一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捕捉。
無論是在菜市場，還是在地鐵里，日常發生的平淡無奇的對話在她看來都是珠寶一樣珍貴的存在。她常說：“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人人耳中有，人人筆下無；人人眼中有，人人筆下無。”那些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卻難以落在筆下的，恰恰是作家最應該捕捉的。這是她對寫作、對人、對世界的一種溫柔又有力的堅持。
生長的故鄉與流動的根系
“一個作家可能一輩子都在寫故鄉和童年。”
喬葉說這句話的時候帶著點自嘲，但更多的是一種溫柔的執念。她寫過很多城里的故事、人物、家庭關系，但真正寫故鄉、寫村莊的作品卻總是“寫不完”。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寶水》對于她來說就是一本故鄉之書。
寶水
喬葉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2-11
喬葉的故鄉是河南的一個小村莊。幾十年來她不斷往返于村莊與城市之間，寫作的題材、內容、形式在變，但那種根植于鄉土的情感從未改變。在她看來，寫不完的村莊，不只是因為記憶太多、生活太厚重，更因為“故鄉”本身就是一個在不斷生長的概念。
“故鄉跟隨我們的眼界和對這個詞或者對故鄉的認識程度在生長。”她說：“我到北京就會感覺整個河南其實都是故鄉，不僅是我回到焦作，到信陽我也愿意說我們信陽，到洛陽我也愿意說我們洛陽，整個河南都是故鄉。那么中國不是嗎？整個中國也都是故鄉，一出國一回到首都機場，我覺得真的回到了故鄉。”
這種關于“多重故鄉”的理解，不僅是空間感的延展，也是情感層級的擴展。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海外，她都會不自覺地尋找那種與故土之情聯結的“熟悉感” 哪怕在北京的高樓林立間，她也依舊會被野菜這種最樸素的鄉土記憶所牽引。“我看到小區里有人在挖薺菜，就覺得春天來了、該吃薺菜了。”
這種“萬物皆故鄉”的情感，不僅是一種鄉愁，更是融入骨血的文化沉淀。在回河南做活動時，喬葉到安陽道口吃燒雞，朋友介紹說，當地有個說法叫“撕撕想想”，其實是“思思想想”的諧音——當你遇到煩事、腦子轉不過彎，就撕一只燒雞邊吃邊想。喬葉笑言：“我吃了這么多年燒雞，從沒從這個角度去想過。”燒雞不僅是食物，也是語言的延展，是一種幽默感、是文化的積淀。“高手把燒雞撕開后再擺盤，擺出來還是一只雞的樣子”，她說，生活中這樣的小小儀式，是“深度存在著的文化”，它不高調，但從不缺席。
她還提到一次簽書時遇見一位女讀者，名字里有個“貞”字。她問是哪一個“貞”，讀者答：“是‘元亨利貞’的貞。”喬葉當時就愣住了：“很少有人這么報。”但想到這是在安陽，她又覺得特別合理，因為殷墟、羑里城、文王拘而演《周易》，都發生在在這片土地上。原來“元亨利貞”這樣古奧的詞匯，竟是當地人日常用語中的一部分。她感嘆：“這樣的細節下面，每一顆芽下面都有很深長的根須，凸顯到上面是一個小小的元素，我覺得其實是非常動人的。”
在南陽鄧州，喬葉看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字樣，掛在無數街邊小店、小飯館的墻上。那是范仲淹在花洲書院留下的遺訓，也是當地人日用而不覺的精神傳承。一個宏大時代的理想，最后變成了普通人掛在墻上的一句話——這不是文學中的設定，而是生活本身的詩意。
結語
喬葉的寫作始終貼著地面行走，她俯身拾起生活里那些被遺忘和忽視的普通人身上珠寶與碎鉆。從鄉村到城市，她一直用平實的筆觸記錄每一個個體的生存褶皺。她用文字的溫度對抗著現代人彼此陌生的原子化生存，將“要愛具體的人”作為抵抗一種抽象生活之誘惑的提醒。她讓我們看見：真正的文學養分不在云端，而在普通人晨起暮歸的腳步里，雞零狗碎的現實里。寫故鄉，寫童年，寫不完的村莊和人背后，是一個作家用三十年時間完成的認知旅程：只有先愛具體的人，才有力量抵抗生活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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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喬葉老師的整場對談收錄在播客的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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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吳晨昕
撰文 | 吳晨昕
編輯 | 錢琪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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