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擴大服務消費”，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大力發展服務消費”。服務消費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費的重要著力點；服務業就業吸納能力強，擴大服務消費是穩增長、穩就業、穩民生的重要抓手。但服務消費不同于商品消費，除了商品消費的共性外，還存在收入彈性更高、供需同步性、耗時性、高度依賴人口聚集等特點。我國服務消費發展面臨收入預期不穩、居民閑暇較少、流動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給不足等制約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本文分析了我國服務消費的總體現狀和主要特征，梳理當前服務消費的主要制約因素，提出提振服務消費的基本路徑。
服務消費的基本屬性及其重要意義
服務消費是指消費者為獲取各種非物質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務所產生的支出。服務消費有著區別于商品消費的若干屬性：
第一，收入彈性更高，對居民收入變化更為敏感。服務消費的收入彈性系數普遍大于1，收入增長加快時，服務消費增長會更快；但當收入增速放緩或預期不穩時，服務消費放緩速度會大于收入變化。
第二，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閑暇時間。服務消費的供給和消費過程同步進行，更加依賴于消費者的閑暇時間，休假制度的完善會直接影響服務消費。
第三，更依賴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家庭化的消費場景。人口越集中，服務消費供給會越充分。同時，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消費具有明顯的家庭化特征，流動人口如果與家庭分離，其服務消費意愿會十分受限。
第四，更難實現標準化復制和遠距離傳輸，對供給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務的無形性、異質性決定了其難以實現完全標準化。這要求各類服務行業有更完善的市場準入和行業規范體系，并對各地區的服務供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和發展階段下，服務消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發展意義遠超消費本身，是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性問題。在宏觀經濟層面，服務消費是穩增長、穩就業、穩民生的重要抓手。其邊際效用遞減效應更弱、消費上限更高。隨著制造業智能化趨勢加強，服務消費的發展對于穩定就業更加重要。在區域發展層面，服務消費本地化特征突出，可以有力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商品的生產環節可以集中在特定地區再行銷全國，但大部分服務消費支出可以直接轉化為本地的收入和就業，形成“消費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直接效應。在社會發展層面，服務消費是促進社會公平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提高全民在教育、文體、醫療等領域的服務消費水平，契合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時有助于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社會個體更加平等地參與收入分配。在創新發展層面，高質量的服務消費能夠加速技術擴散。有助于推動知識型經濟發展，提升整體經濟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我國服務消費的基本特征事實
第一，服務消費整體穩步增長，但尚未恢復至2020年之前的趨勢水平。2013年至2024年，我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從0.5萬元提升至1.3萬元，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從39.7%上升到46.1%。但在2020年居民消費受到了較大沖擊后，服務消費尚未恢復至2020年之前的趨勢水平，恢復進度顯著慢于商品消費。據測算，2020年居民商品消費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到2021年很快就恢復到了趨勢水平之上；但服務消費在2020年受到的沖擊更為猛烈，到2024年仍較趨勢值低2.6個百分點。
第二，我國當前的服務消費水平相對于發展階段略顯滯后，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基于OECD數據庫中約40個經濟體的歷史數據，服務消費占比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我國當前的服務消費水平略滯后于發展階段。與主要發達國家比較，我國服務消費水平的差距更加顯著：2023年，美國服務消費占比為66%，日本、法國、英國均接近60%，德國為50%，較中國高出5~20個百分點不等。即使是剔除相對“痛感”較強的住房消費，我國住房以外的其他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依然顯著低于上述發達國家。
第三，居住是居民的基礎性需求，長期以來住房服務都是服務消費中占比最高的單項服務。基于公開數據估算服務消費的結構后，可見2023年住房消費占服務消費比重為34.6%。值得注意的是，居民通過自有房為自身提供的居住服務是住房服務的主體。如果將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核算從成本法全面轉向市場法，我國居住消費將會顯著提高，住房服務消費占比會更高，住房以外的服務消費占比會更低。
第四，改善性較強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娛消費占比在2019年后下降，增速降幅最大。據估算，2023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娛服務合計占總消費的比重為31.1%，較2019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這反映出近年來，改善性較強的服務消費增長較為有限。比較各類服務消費的增速變化也可見：交通通信、教育文娛服務在2019年之后的增速降幅最大。
第五，餐飲服務占比增幅較高，醫療服務占比略有提升，包含旅館住宿、養老、金融服務在內的“其他服務”占比不足3%，家庭服務占比極低。餐飲服務占服務消費比重在2023年達到15.7%，較2013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醫療服務2023年占比為14.9%，較2019年小幅提升了0.8個百分點。“其他服務”則包括了旅館住宿、美容美發、社會保護（含養老、慈善救助等）和金融服務，涵蓋范圍很廣但占比卻只有2.9%。家庭服務占比極低，2023年只有0.7%。
當前制約我國服務消費的主要因素
一是服務消費收入彈性更高，居民收入形勢轉變對其影響更大。基于2020年之前的居民收支數據計算可見：服務性質較強的交通通信、醫療保健、教育文娛消費的收入彈性均大于1，而食品煙酒、衣著等商品消費的收入彈性小于1。2020年至今，受多重沖擊影響，居民收入預期穩定性減弱，服務消費因更高的收入彈性受到更深拖累。這解釋了為什么服務消費恢復進度顯著慢于商品消費。
二是社保體系對服務消費的支持有待加強。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穩定收入預期、提振服務消費的重要基礎。截至2023年，參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勞動人員約3.8億、參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勞動人員約3.7億。兩種社保間的保障程度差異巨大：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退休人員月均待遇約3700元，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月均待遇僅222元。這種差距不僅來自繳費水平的不同，也源于財政補貼力度的差異：2023年，退休職工人均養老金中的財政補貼達到806元，而城鄉居民只有183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保障水平較低的群體需要為未來支出進行更多儲蓄，首先被壓縮的往往就是服務消費。
三是工作時間過長制約消費時間釋放。我國2023年企業就業人員周均工作時間48.6小時，折算年度工作時間約2500小時，大幅高于OECD國家均值（1717小時），也高于人均GDP與中國處于同等水平的墨西哥（2323小時）。居民閑暇時間相對不足，直接制約了文體娛樂、旅游等服務消費。
三是流動人口城市化仍有較大空間，流動人口服務消費受到制約。近年來，隨著戶籍制度加快改革，城區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已經取消，但70個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的流動人口城市化仍存在難點。因城市的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常與戶籍掛鉤，流動人口的子女和家庭不隨遷。由于家庭成員不在身邊，流動人口對本地教育服務的需求較低；由于缺乏穩定的家庭生活環境，對家政服務、社區服務的需求也相對有限。
四是部分服務領域存在供給短板，未能充分滿足消費需求。在養老服務方面，2023年我國每千名65歲以上老人對應的注冊登記的養老床位數為24張，仍低于美國（29張）、日本（28張）。同時，養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反映養老服務的供給質量可能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在文體設施方面，我國人均體育場館面積僅2.6平方米，遠低于發達國家。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區配套設施不完善、同質化競爭激烈、高品質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等問題也較為突出。
提振服務消費的政策建議
提振服務消費需要從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給端的質量提升兩個方面同時發力，通過系統性政策組合推動服務消費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一，需求端刺激消費的政策轉向服務消費，推動“以舊換新”政策從商品補貼逐步轉向服務消費補貼。考慮到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可能已透支部分未來需求，下一步應將消費券、消費補貼等手段向收入彈性更高的服務消費傾斜，以獲取更大政策效果。
第二，推動“國資-財政-社保”聯動改革，增加國資上繳財政并專項用于提高社保體系建設，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降低其預防性儲蓄需求、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如果將城鄉居民養老金中的月均財政補貼（約180元），提高到城鎮職工所享受補貼的70%水平（約560元），則需要的資金規模約8000億元。
第三，在落實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基礎上優化休息休假制度，適當增加下半年的公共假期，增加勞動者閑暇時間。一方面，應進一步落實勞動者權益保護，促進現有周末和法定假期“應休盡休”，完善落實現有加班調休和帶薪年假制度。另一方面，可考慮優化法定假期安排，適度增加法定假期。這不僅可以直接提振服務消費，還可以有效平滑服務消費波動，緩解資源調度壓力，提升行業整體效率。
第四，重點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加快推進大中城市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人口城市化進程。“家庭整體進城”帶來的服務消費增量遠超單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可以構成服務消費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也能為城市服務業發展帶來巨大機遇。應重點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入學問題，推進教育資源均等化配置。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賃住房。
第五，注重發揮公共投資的力量，補齊服務消費供給短板，提升服務質量。應順應人口形勢變化，增加優質養老床位供給，重點發展護理型床位，并推進醫養結合、養老護理員隊伍建設，提高專業化水平。同時，應大幅增加人均體育場館面積，完善全民健身設施網絡；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豐富文化服務內容；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供給，推進教育均等化；增加優質醫療資源供給，提高醫療服務可及性。這些服務領域供給存在公共性，社會力量難以獨立承擔供給任務，公共投資應發揮引領作用，配合、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這些服務供給領域。
第六，優化服務消費和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環境。放開文旅、醫療、養老、教育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并強化監管，促進優勝劣汰，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加強服務業標準化建設，建立健全服務質量評價體系。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
（作者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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